GZDOC：您拍摄《真实生长》的契机是什么呢？

张琳：项目快到尾声的时候，项目组要找剪辑师进组，我就以剪辑的身份进入项目。一路过来，项目出现了很多状况，团队人员变动比较大，后面我成为项目的导演，2018年带着项目去广州节提案。

GZDOC：当时是怎么选择学校还有三位主人公的？

张琳：当时这个学校要做教育改革，于是开了发布会邀请媒体报道，我们的制片人老师是媒体那边的，学校主动邀请他来呈现学校的改革。

制片人老师觉得一篇新闻报道、一篇短消息甚至一个新闻专题都不能够涵盖在学校看到的事情，他觉得这个事儿只能用纪录片的形式呈现，但是普通媒体很难承担长片纪录片这样的体量，所以制片人老师就决定自己来主导这个纪录片项目。

GZDOC：我们跟拍了很长时间，后期是怎么挑选素材增加影片的张力的？

张琳：片中所有的场景、采访、话语，都是在精心挑选之后的结果。在最终定版之前，影片第一集的变动是非常多的。以往的版本里面，第一集可能会有更丰富的内容，我们做完减法了之后，才发现第一集其实是一个人物登场的叙述。

徐小明老师对于现在的四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描述，他说现在的四集是一场三幕剧，第一、二集是第一幕，第三集是第二幕，第四集是第三幕。

在第一集里面，三个孩子率先登场，这一集还有一个功能性的作用，就是要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来带出关于这所学校的介绍。

第二集有几个主人公自己的一些选择和自己要表达的想法，所以相当于在前两集观众就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三个人物的形象，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志趣和抱负以及他们要怎么样在学校开展的生活。到了后面几集就能看到他们遇到的矛盾和挫折等等。

来到第四集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些人解决了问题，有些人获得了成长，有些人树立了目标，最后大家都毕业走了，留下这样一个学校再去接待源源不断的学生。

每一集里面这个人物究竟要给观众呈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都是我们在做剪辑的时候，根据已确定的导演意图去选择的素材。现在看到的采访其实并不多，但实际上在我们素材里面光采访就有96个小时。

GZDOC：拍摄的素材这么多，之后会不会有别的呈现的可能？

张琳：我们有可能会做电影长片。徐欢老师看过我们的片子，她当时就觉得这个片子还是应该做成长片，她认为长片纪录片是可以在一个很极致的时间段里面，把孩子这么多年的成长一下子看完，会非常过瘾，我其实是同意的。

但从商业上的回报来说，这件事情可以从长商量，或者说我们先去拿一个系列片去打一打名声。因为《真实生长》本身是一个话题性质的片子，并不单纯只是个故事，教育本身是个社会话题，我觉得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未来可以慢慢去想。

GZDOC：《真实生长》一共拍了8年，期间有没有团队拍摄想法或者创作上的变化？

张琳：刚立项的时候，项目组是按照在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这样的形式做的，但是拍摄三年之后，大家发现无论是故事的完整性还是立意上都立不住，因为当时的故事更多地放在学校这场改革本身，但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用三年评判一个学校的改革。当大家发现这个表达有问题的时候，创作上就卡住了。

后来，经过几年的拍摄之后，我们发现这几个孩子很难得，摄制组跟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当时决定先往下走，不间断地拍，然后再慢慢找找这个片子的方向。

另外我的身份也会有一点点转变，就是从剪辑转向导演，这个转变其实是源于项目当时的困境，因为项目已经没有导演了，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制片人就说我们去试试，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相当于逐渐转变了身份，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导演，从17年到现在将近5年过去了，一直带着我们这个项目走下去。

GZDOC：这个项目给您个人带来了什么影响？

张琳：它让我更清楚在纪录片里面究竟导演和剪辑的分工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之前其实一直在做剪辑，其实剪辑很重要，同时又很困难，在我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尤其是后期周浩老师和徐小明老师他们进来指导之后，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导演对于一个纪录片项目起到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而剪辑师能够帮助导演去做的又是什么样的事情，我对不同角色的概念非常明确。

GZDOC：感觉您是跟着三个主人公一起成长的。

张琳：这也是纪录片比较有趣的地方，不同的人拍同一个题材或者人物，呈现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纪录片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摄制组、导演组和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GZDOC：您跟三位孩子接触了这么久，他们身上会不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有感悟或者有收获的地方？

张琳：我跟他们三个人都有不同意义上的相似之处和连接，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会有一点点想到当年的我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再想到，他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可以弥补我的遗憾，还是说他们会跟我走比较相似的道路，会有一些很有趣的观察。

GZDOC：通过真实生长的拍摄，您对纪录片有没有新的诠释和理解？

张琳：肯定有。

从提案之后，一直到这两年跟视频平台的合作，我对纪录片的类型会有更多更明确的一些认识。就目前来说，“纪录片”三个字下面其实已经分化出了很多不同的样态，每个样态其实都会有一批观众愿意去看，对这个分类的认识反过头会对我的创作产生影响，让我更明确我们要做什么片子，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做。

GZDOC：《真实生长》获得了“中国故事”优秀系列纪录片，您有没有想有什么想要GZDOC和观众分享的呢？

张琳：首先肯定是非常感谢广州节，片子做出来，送到节展，被很多专业人士看到，然后进行很公平公正的评奖，这当然是每个创作者的一个荣幸。

我参与了三届广州节，第一年来提案，第二年作为优秀案例回来分享，第三年带作品参评，这三部曲在广州节上走得非常圆满，所以我一直说广州节像是《真实生长》的娘家。

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深刻地体会到广州节这样的节展对于纪录片人和他的项目能够帮助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不仅会帮助你去思考你的创作，可能还会提供一些很实际的帮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体系，这个体系对于生产出越来越多样态的片子是非常有帮助的。

GZDOC：我们片子更倾向面对哪些观众群体？

张琳：我们面向的首先是家长群体，然后是一些很关注中国教育的人。

我们的片子做到现在，其实是定为了无解说词的这样一个系列片，整体风格是偏深沉的，看起来不花哨，但是信息量非常大，很值得大家思考。我们觉得这样的片子最能够吸引的肯定是一些思想已经很成熟，并且认为教育很重要、很想去关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GZDOC：不知道您对“鸡娃”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张琳：我们这个片子播出的时候，一定会给这个话题会附上一个非常好的注脚。“鸡娃”是一线城市现在特别火热的一个话题，也是已经被接受的一个通常的教育方法，大家可能都觉得鸡娃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在这些“好学校”的孩子，他们的身上还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把关注点放在是“鸡娃”还是不“鸡娃”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上。有些人看过我们提案会说，你挑的这三个孩子都是好学校里面的好学生，拍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这就是个刻板成见，当你给一个人贴了标签之后，你其实是看不到这个人的，你就不想去了解他的喜怒哀乐以及他成长的里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的这种贴近式的真实的记录，就是要给大家看一看，还原所有在这些标签的光环下成长的孩子，他们究竟在想什么和做什么，他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这个片子出来之后，不是说能够去解决社会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用一部片子来解答社会问题，这就太夸大纪录片和纪录片人的作用了，我们能够做的是尽量摒除刻板成见，用真实的影像语言表达我们想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来关注，然后我们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它。

GZDOC：您希望影片在整个社会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琳：我们会希望纪录片是去做一个注脚的东西，它不一定真的能给答案，但是你能够在里面看到各种社会问题。

我印象里，所有参与过这个项目的人都会惊叹于这三个孩子的状态，但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人，所有下一代的孩子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只不过我们没有这么真真切切地观察过他们。我们会很希望用这个片子去做很多社会问题的注脚，大家抛出刻板成见，去看一看下一代孩子的成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GZDOC：通过影片，团队有没有想要传递给家长、孩子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理念？

张琳：其实就是片名那四个字，真实生长，我非常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完这个片子之后，能够真切地去看一下我们周围的所有人。

我认为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活得自洽，所谓的自洽是说既能够接纳自己的长处，也接纳自己的短处，接受自己现在的境遇，同时有自己的一个志趣和爱好，然后并且愿意为之奋斗，而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处在一个所谓的社会期望和压力下做出的，完全是基于他自我的选择。

我想传达给观众的不光是对教育环境的思考，而是对整个社会的环境的思考，能够让一个人真正地去选择他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如果这个能达成了，剩下的很多问题，包括是不是要“鸡娃”、“鸡娃”有没有用……其实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答案。

GZDOC：您对影片有一个怎么样的期待？

张琳：我还是希望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商业上的成功，就这种商业可能是各方面的，未必很能卖钱，但是我希望它在声量上还是一个会引发大家讨论的东西，我不是祈求所有人都喜欢这个片子，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讨论它。

目前来说只能说我们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每碰到一个真的看过片子的人，甚至包括我们合作的一些工作人员，大家都会非常喜欢这个项目，而且非常愿意为他出一分力，我就觉得说应该成了一半了，接下来就在它面向真实观众的时候，大家怎么样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