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上，《生死一课》从来自33个国家与地区的199个纪录片方案中脱颖而出，入围方案预售终评并被评为“十佳方案”。

在《生死一课》拍摄，22岁的柯靓在拍摄另一部有关死亡教育的纪录片，并在其间隙采访了不少死亡教育家。她们的先进观念给予了柯靓直接面对死亡的勇气。

中国人一向忌讳谈死。如果不是真正的弥留之际，没有人愿意直面死神。

然而，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就是最好的老师。

不过，这些所有死亡之前的接受与情感，比单纯的死亡来得更直接，也更重要一些。《生死一课》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展现了东方家庭的教育观并重新思考了生死别离。

《生死一课》记述了柯靓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成长历程，是她人生感悟的写照。

在中国，大家从不当面谈论家庭当中的死亡与离别。“死”字仿佛天生带着晦气。电梯，手机号，车牌号…所有的地方都在尽量的避开和“死”相谐音的“4”。每个孩子的童年几乎都接触不到死亡，家长会想尽一切办法，用“没了”“去了”来代替“死了”。

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我们之所以对它心怀恐惧，是因为我们从没有下定决心好好地认识它。在死亡之前，我们该如何活，这才是认知死亡最本质的目的。

《生死一课》的导演柯靓选择举起相机，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最珍贵的阶段。她说，当时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只是出于冲动。

《生死一课》剧照

“那是一种瞬间的灵感迸发与意识冲动，”柯靓说，“这也是我眼中纪录片最大的魅力。”

那天，柯靓偷偷打开了镜头。当时柯靓的妈妈还在床上休息，她的身子背对着柯靓，柯靓便试着举起相机，记录下了一两个片段。这是《生死一课》的缘起。

柯靓并不知道最后能不能真的完成这部片子。她只是有一种想要为母亲记录下最后的时光，记录下人生最重要的一课的冲动。也由于此，纪录片的素材也没有特别多，在医院待三个小时可能就只拍30分钟。大部分的时间，也是没有心情去拍的。

对她来说，后续的拍摄和制作才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过程。这种困难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

“在某些重要的时刻，我肯定还是要劝说自己。这一切过程是很痛苦吧。但我现在是想要为妈妈做一个片子，是要记录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一课。”

《生死一课》剧照

《生死一课》的构图通常会有一些遮挡物。这是因为这部片子很多时候都是偷拍的镜头。这种偷拍和我们常说的偷拍是有区别的。妈妈知道女儿正在拍摄和记录自己。但是柯靓说，“绝不能让妈妈感到不舒服。”

《生死一课》绝大部分内容正是由一些琐碎的素材以及一些留念的影像组成。这些素材在柯靓的硬盘之中封存了一段时间。后来，待一日一日地积累起勇气的时候，她开始试着去整理，《生死一课》慢慢就展现了它的雏形。

导演柯靓和制片人方昕用《生死一课》向我们呈现一种面对死亡的态度。

——心怀珍惜地面对每一天，用尽一切记录下每一天的光彩。生亦死，死亦生，生死不过是人生中平凡的存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陪伴，用心记录。

《生死一课》剧照

"私影像”这一概念原本属于摄影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次私影像的形成，就是私人生活的一次暴露。

然而，私影像的定义其实本不应仅落位于某个个体之上。

这听起来很是矛盾。私人的概念既是内在隐藏的，又为何会存在于开放的视觉之中？然而，这恰恰是我们生活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在家庭里尤为清晰，生活于同一屋檐下，家人们彼此之间共享着亲情的羁绊，但幸福家庭的美好幻象背后往往存在着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不自觉地就在家里设置界限，撒下谎言，深埋秘密。

共处一室的人们，内心想法却千差万别，这是千万家庭生活的常态。

人与人之间，无论关系多么亲密，始终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距离的。私影像的目的也不在于让观众试图去跨越这距离，仅仅是作为一种观察的工具。

同时，我们也不妨再多一点点探视，从别人的生活在中再次看待自我与家庭的关系，重新审视情感位置里我们各人所处的位置。

二位主创都毕业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社会纪录片系。这部作品也是柯靓导演的纪录长篇处女作。第一次亲身体会一部纪录片的实际成片过程，主创团队却觉得：“按照自己的想法，以最真诚的态度表达给观众，其实并不难”。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的有意义和值得的。我也很感谢我当时的冲动，”柯靓说。“不过，我能够记录下这一切，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母亲存在的延续。”

当方昕真正加入《生死一课》，柯靓其实已经自己完成了影片的一部分。方昕认为，虽然这只是讲导演自己家庭的私影像片子，但其实片子当中提及的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面对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决策人，我们很难去预测大家会怎么去理解、共情这部《生死一课》。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死亡其实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但每个人怎么去应对死亡这个终极命题便因人而异，见仁见智。”制片人方昕笑着说，“这个话题本身一定是有拍的意义的，不过也要看在大家究竟是怎样去解读的，再结合他们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经历。我相信，每个人被触动的点都不一样。”

方昕因为和柯靓有一些相同的经历，所以当她了解到这部片子的时候，就跟柯靓说，如果有任何需求都可以跟她联系。在制片过程当中，方昕主要负责梳理材料与前端准备。申请提案大会的阶段，也是方昕先梳理了一遍片花和其他的资料，进行文书的整理。

《生死一课》已经走过了不少的纪录片提案会，而且也拿到了一些奖项。与纪录片行业进行了密切的接触以后，两位年轻的主创也对行业的生态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

柯靓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觉得应该让自己多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前辈。多去交流，多去沟通，多去思考。

方昕还建议，提案者应该多多练习，不要怯场。

“提案会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机会，能让作者和制片能够直接与各平台和决策人直接对话。但不能怯场。纪录片真诚的一面需要我们提案人在7分钟内表达并传递给决策人们。所以作者们首先要相信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多练习，多和合作伙伴沟通商洽一个最优的方式去把这份情感传递给观众。像这部私影像作品，即便说的是导演个人的经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都会有不同的启发。情感浓度在那，我相信观众本身也很难去离开视线，这是我理解的。”方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