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任何有关“当代亚洲纪录片”的学术书、媒体评论或者影迷群对话，你都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身影：

他的纪录片看着并不愉快相反令很多观众“备受折磨”——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作品动辄五六个小时的时长，而是因为他一生致力于拍摄底层人民的苦难。

他就是原一男，当代日本乃至全世界如雷贯耳的纪录片大师，今年评优单元的国际终评委。

GZDOC：首先想问的是，为什么最开始决定以纪录片的形式进行创作？

原一男：我经常看剧情片，但是剧情片在创作的时候必须会存在一个制造出的结果，但是纪录片开始是没有结果的。

我一边拍摄，一边跟自己的采访对象建立关系，虽然我不知道方向所在，但是我可以借此去探寻他们的生存方法，并考察这样生存方法是否真的是好的，同时寻找更多关于生存方法的可能性——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

GZDOC：为什么会用“疾走”作为自己制片公司的名字呢？

原一男：在日语中，“疾走”是快速奔跑、前进的意思。我所生活的时代同样处于动荡、变化特别快的时代，我其实非常喜欢这种快速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希望把这种生活方式变成公司的一种理念。

1972年，原一男与小林佐智子

成立了“疾走”制片公司

GZDOC：您是怎样看待您摄影机背后过去五十年里日本社会现实的转变呢？

原一男：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我出生，那是和平宪法开始实施的年代，所有日本人朝向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去让自己的生活和经济变得更好而努力。日本也确实成为了一个富裕国家。

但一旦物质富裕达到高点，无数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所以需要反问的是，到底什么是富裕或者幸福？所以我不断反省这件事——去支撑人类变幸福的本质是什么？我也必须作为一个导演不断在纪录片里向大家反问这个问题。

GZDOC：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有一个标志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结合前阵子的东京奥运202，对于您来说，这两次奥运给您带来了哪些不同的感受呢？

原一男：1964年的时候我还没满20岁，但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来到日本聚在一起，我当时看奥运的时候觉得特别感动。

但是到了这一次的2020奥运会，我只想知道奥运精神是否真的还存在。

我一直认为奥运精神应该是某一个人超越自己的极限，所有人一起见证这个极限被超越时的感动。

但是现在的奥运精神已经变味了，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看奥运会也不再觉得感动了，我只认为这需要改变。

GZDOC：我们知道国际奥委会每届都会有一个官方纪录片，1964年是市川昆拍摄的经典作品《东京奥林匹克》，2020将会由河濑直美来担任导演，他们两位严格来说都不算因纪录片而著称的导演。作为纪录片创作者，假设国际奥委那边请您去拍官方纪录片，您会作何反应呢？

原一男【大笑】：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我所做的片子、我的表现手法，始终是去挖掘一个人内心最深的想法，如果我真的用自己认可的创作手法去拍摄奥运会纪录片，我肯定是希望挖掘一个选手内心的价值观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变化，所以我完全没有想过奥委会会找我，这样的官方纪录片当然是不会存在的。

1964年，市川昆《东京奥林匹克》拍摄现场

GZDOC：近期原一男先生看过的最喜欢的纪录片是什么呢？

原一男：我最近看过印象深刻的纪录片有两部，首先是一部罗马尼亚的纪录片叫《集体》。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次因为药物后遗症而产生的权力斗争，患者需要在药物公司和医院的欺瞒下努力，因为受邀为这部纪录片写评论，所以印象一直很深刻。

另一部是关于香港的女导演许鞍华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

因为对她的剧情片创作感兴趣所以去看了这部纪录片，许鞍华经常讲述在历史、在地文化影响下，一个家庭的转变，我认为很有趣，在看她电影的时候我也有着强烈的共鸣。

GZDOC：这次担任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评优终评委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原一男：我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总是以自己的主题去拍片子或者想问题，很少看其他电影。但是身为评委就需要看很多主题多样的片子，这种感觉很像回到了研究生院写论文的时候，我需要去讨论和交流，能够看到很多世界各地正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这是一次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地方，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能够邀请我担任评委，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原一男的房间杂陈着各种拍摄纪录片留存下来的资料，而他就安然地坐在其中，仿佛随时都要继续案牍的剪辑和整理工作。

原以为与作品尖刻、刺痛、大露锋芒的原一男老师谈话会感到压力甚至压迫感。

但意想不到的是实际上老师平易近人，面带松弛的笑容，整个过程也随之十分之放松。

当以摄像机为利刃战士放下“武器”，置身生活而非如战场的片场，他就是举手投足间都可爱可亲的原一男。

忧思国运、不畏权贵、关切民众、提携后辈——诚然，原一男是反抗，原一男是嫉恶如仇。然而，原一男亦是真情，亦是赤子之心。

拳拳之心，切切之语；定倾扶危，诲人不倦——相信有原一男作为终评委的今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一定充满饱满的力量与温度，我们也定会在他身上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