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白马少年》来到第19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参与“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十佳方案的角逐，并最终成为Bilibili × GZDOC 最具国际潜力方案。目前，《白马少年》主线故事的拍摄已经结束，我们联系到导演叶炳均进行回访，与大家分享创作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白马少年》

△Bilibili × GZDOC 最具国际潜力方案

影片介绍：

广西玉林白马镇的男孩们原本过着平静且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骑着“鬼火”摩托车在山间驰骋，可到了十六七岁的年纪，生活的贫瘠使这群“鬼火”少年不得不离开家乡到珠三角寻求出路。主人公阿弟也不例外，可就在他准备到广东打工时，失联十年多的母亲打来电话，希望阿弟能去她所在的城市跟她一起生活，这个电话打乱了阿弟的计划和节奏，他变得犹豫和迷茫，经过两年多的准备，阿弟最终还是选择与母亲相见。

影片围绕爱、成长与救赎，主要讲述了阿弟想要以一个怎样的姿态去见母亲，以及见到母亲之后，他又要选择怎样的生活。

导演：叶炳均

日月如梭趱少年

GZDOC ：您是怎么理解主人公的计划被一通电话打乱之后，犹豫要不要与母亲相见这个关键情节的？

叶炳均 ：我也是逐步去理解的。最开始我会本能地认为他依然恨母亲当年抛下他，恨母亲这么多年不联系他，所以他不想去见母亲。

在拍摄过程中发现，他的内心其实非常复杂。他爱母亲、想念母亲，但是他又觉得，当年你把我抛弃，今天你让我回到你身边，我就回到你身边，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我是你的一件物品，还是你养的宠物？而且他正处于青春期，这些想法里有叛逆的成分。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母亲离开了这么多年，是父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的，所以他会想，如果今天我去见了母亲，那我是不是背叛了父亲？他不想让父亲难过。

另外他还会想，从前母亲把我丢弃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能力去反驳，我想要跟母亲走也没有办法，今天我必须要赚到钱再去见母亲。因为在他最朴素的认知里面，有了钱，就是一个成年人，就能够平等地跟母亲对话。他没有办法承担再一次被抛弃、被遗忘的代价了，第一次被母亲留下对他的伤害已经足够大了。

△阿弟与“鬼火”摩托车“小白”

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他迟迟做不出决定。最终他的想法就是要去赚钱。在17岁的年纪，他把他的“鬼火”摩托车放置到角落，只身到了珠三角，像大多数的留守儿童、“鬼火”少年一样到进入社会工作。

GZDOC ：您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主人公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也了解到这是一个关于爱、成长与救赎的故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看到了主人公的哪些变化呢？您在影片中又是怎样诠释的呢？

叶炳均 : 这点可以讲的有很多。在我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喜欢“鬼火”摩托车，喜欢在田野里驰骋，喜欢跟朋友们一起玩耍，同时也愿意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无论大家喜欢还是咒骂。

接到母亲电话之后，他是愤怒的。愤怒为什么我的家庭如此之差？我为什么被那么多人歧视、瞧不起？我的父亲为什么没能留下我的母亲？我为什么没有跟母亲走？我为什么没有能力再把母亲接回来？

后面他发现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些，就开始谋求出路，去打工赚钱。但他从前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所以他适应不了工厂，只能不停地换工作：当过服务员，也当过洗碗工，也上过工厂的流水线。他觉得这个世界容不下他，觉得外面的世界不属于他，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进入城市就属于城市的一份子。

△阿弟打工赚钱

再到后来他发现，他可以利用别人的谩骂赚钱。他一开始喜欢女装，是因为觉得自己穿上那种漂亮的衣服是美的。但后来他发现，人们喜欢他的样子，或者说人们愿意看他的直播和视频，是因为他在扮丑、在哗众取宠，他在扮演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在手机面前跟观众们对骂。

有一段时间他选择回家，换上他完全不喜欢的风格的女装，在屏幕面前跟观众互喷，处在不停的暴躁状态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吸引更多的流量，收获更多的礼物。这个时候他脑海里只有赚钱，他觉得被骂也无所谓，虽然他曾经根本接受不了大家的恶语相向。从前别人说他家的房子这么破，他都会伤心很久，现在别人骂他是没妈的孩子，是变态，是人妖， 他都不在乎了，他只在乎钱。

最后他攒了一笔钱。他还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我问过他，赚了钱之后打算什么时候去见妈妈呢？他想了好久，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我要先换iPhone 13ProMax，然后再给自己买一套很漂亮的衣服，再攒一点钱，我就可以去见妈妈了。”因为在他朴素的认知里，他换了新手机，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就可以武装起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有钱人，见到母亲时可以不那么畏惧，不那么胆怯。

GZDOC ：“鬼火”在这个故事里其实是特别有存在感的一个标签，但是您也有说到阿弟对“鬼火”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您是怎么处理“鬼火”这一元素的呢？

叶炳均 : 现在阿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玩“鬼火”了，仅仅把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存放在家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鬼火”变成阿弟和他伙伴们的一种标签，因为这辆摩托车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而是代替父母的存在，给他们生活里带来为数不多的陪伴。

所以我们在拍摄“鬼火”时，大多数都是长镜头，我们想要呈现的是，车像是一个伙伴载着他的好朋友，带他去享受自由。而不仅仅是车子带来的速度和快感。就像《滑板少年》这部影片里面的滑板一样，滑板是这些男孩享受自由与陪伴的方式。所以“鬼火”完全可以换成滑板，换成自行车，换成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没有问题，它只不过是这些孩子们的一个精神载体。

成功在久不在速

GZDOC ：结合您之前的工作经历，您为什么想要进入纪录片这个行业的呢？

叶炳均 : 我本能地不想在办公室或某个单位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成长的主旋律就是逃离，逃离束缚、逃离家乡。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总之我无法安于现状，总想着折腾一下。后来发现拍纪录片可以与非常多原本在自己生命轨迹里面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发生链接，这是很让我兴奋的，而与他们相处的那些时光，都是我幸福的记忆。

GZDOC ：《白马少年》作为您正式进入纪录片行业的第一部作品，与您过去的拍摄经历相比，在创作过程中，有给您带来什么独特的感受和体悟吗？

叶炳均 : 我选择这个选题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它的周期一定很长，这不是半年一年能搞定的事情，甚至可能要4、5年。这个选择其实跟大多数人的建议都不同，可能你更多听到的是：你要从更简单的项目开始，选择在相对短的周期就可以完成拍摄的选题，从而逐步积累经验。

我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周期非常长的选题，首先是它的紧迫性，因为我知道“鬼火”少年这个群体就跟当年的杀马特群体一样，正在逐渐消亡。其次就是这么长的拍摄周期，给了我非常大的容错空间，给了我逐步去处理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与摄影师之间的配合、以及调整视听语言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很独特的体验，我没有通过非常多部作品去积累这样的经验，而是在一个非常漫长的周期里慢慢打磨这部片子。

△导演叶炳均（左一）与团队伙伴

当然现在我的能力也很浅薄，但是从最开始依靠本能与好奇去拍摄，到现在有了非常优秀的摄影师，非常优秀的制片伙伴加入，我是非常幸运的，随着影片的主线逐步清晰，压力也在逐步减小。

从一开始单打独斗摸清楚我要拍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来义务地，不求回报地帮助我，爱我，再到拍摄中期，有更专业的伙伴加入这个项目，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GZDOC ：拍摄到现在您跟阿弟已经非常有默契，关系非常好了，那么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您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叶炳均 : 第一个是语言问题，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是一句都听不懂，像在拍外语片一样。我是山东人，他们讲粤语，而且语速特别快，他跟朋友们之间对话，跟妈妈打电话，我都得过3、4天，甚至过半个月之后找人翻译出来，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在现场我跟摄影师只能通过他们的表情、肢体语言来分析这个场景下他是什么情绪，大概讲了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是，阿弟的家庭里，只有阿弟能够正常表达。阿弟的弟弟是个哑巴，只能通过肢体语言交流，阿弟的父亲有一些精神疾病，也很难交流。所以这对我的摄影师的能力要求非常之高，他必须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来判断该如何拍摄。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我的摄影师史肖冠经验丰富且足够冷静，才能通过镜头语言来很好地呈现人物性格与状态。

△阿弟父亲

第三个困难是对我打击最大的，就是跟阿弟妈妈之间的沟通。在他们相见之前我判断，我们非常有必要提前拍摄到阿弟的妈妈，在得到阿弟妈妈联系方式之后的一整年时间里，我们约了三次见面，最后都在我已经赴约时被放鸽子。

我无数次怀疑是不是我的沟通方式出问题了，是不是我们的记录对他妈妈伤害真的很大。我都不知道这个片子到最后能不能拍摄到阿弟妈妈，这是非常煎熬的。

但随着我时不时地把一些拍摄花絮，或者我们在一起玩耍的照片，发到他妈妈的微信上。我们之间也逐步构建了信任，最后顺利的拍摄到了她们母子见面。

纵心而不逾规矩

GZDOC ：您在拍摄的过程中与主人公阿弟有特别多的互动，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阿弟会向您寻求一些帮助，您觉得您在与阿弟的关系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您又是怎么处理纪录片导演与被拍摄者的关系的呢？

叶炳均 ：这通常是无法拒绝的，而且我觉得换做任何一个拍摄者到现场来，他都无法完全拒绝阿弟的求助，在拍摄过程中时常会有一种无法帮他们改变现状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在我调研的时候就有了，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会本能地去同情和怜悯，然后高高在上的处理彼此的关系。

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找到合适的办法来解决我这种无力感之前，我至少不应该用一个俯视的视角去同情他们，这种同情是廉价的，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所以一开始我在跟阿弟相处时非常克制，就像所谓墙头的苍蝇一样冷静的记录。

直到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邓伯超告诉我，摄影机的原罪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完全避免，面对这种伤害，我只能在生活中反哺他们。所以那时候我开始逐步地跟阿弟走近，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我和阿弟之间犹如兄弟。

△导演叶炳均与阿弟

比如2022年，我有半年多的时间是跟阿弟在一起生活的，但是我们只有不到50个拍摄日，其他的时间我都是跟阿弟在田野、在大山、在小溪里玩耍与陪伴。

去年冬天，阿弟在东莞的一个酒馆里当服务生，我就在酒馆旁边租了个房子等着。三个月的时间，我拍了一共不到十天。我几乎每晚都会光顾他打工的小酒馆，点上几瓶啤酒就在那待着，也不会跟他有什么互动。当他在酒馆里遇到喝醉酒闹事的人，我才会站出来。我很清楚如果每晚都带着摄影机前去的话可以记录下更多更有戏剧冲突的，更精彩的画面，但他的生活已经够糟糕了，时时刻刻的拍摄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和压力，我更想让他感受到我的爱，所以我没有这样做。

GZDOC ：前面有提到阿弟的家庭环境特别复杂，他在青春期遇到了很多困难，当他处于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是怎么表达的呢？您又是持什么态度呢？是会引导，陪伴还是开解他呢？

叶炳均 ：阿弟通常不会主动问我怎么解决这些困难，他的愤怒、无助与迷茫更多是在非常无意的时刻表达出来的，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山上玩，下山的时候他骑车载着我。阿弟说，“炳均，你虽然知道我要去见我妈妈，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见她吗？我在你的采访中没有讲过。”他接着说，“我不仅仅是想见我妈一面，我想的是要把妈妈带回来，我知道这很难，但我还是想努努力，因为她回来之后，我们家才可能盖新的房子，我才能感受到没有感受过的爱。”

他一边在前面讲，我一边在后座掉眼泪，风吹在我的脸颊上，泪痕几乎化作一条直线。他会在这样完全不经意的时刻跟我坦露心声，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样的场景没有被摄影机记录下来，此刻我下车后给他的一个拥抱远胜过从背包内取出摄影机的价值，故事绝不是给被拍摄者装上一个监控就可以呈现的，而是在一个个不经意间淡淡的、缓缓地浮现出来的。此刻我错过的，在将来某一个时刻它还会再出现。

△导演叶炳均与阿弟

业成自有能知赏

GZDOC ：我们非常好奇您当时作为一位新人导演，是怎么想到要带着《白马少年》的方案来到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参加“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的呢？通过提案大会又得到了哪些帮助呢？

叶炳均 ：原因其实非常的朴素，最主要的就是我需要钱，我需要被看见。其实国内所有的pitch，所有能提案的电影节我们都尝试了。初期是靠自己出钱拍摄，当然这个非常普遍，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我也没有什么特殊。

但是参加完第一次pitch之后，我才认识到有那么多在精神上跟我差不多、同样面临困境的优秀创作者们，大家抱团取暖，给予彼此力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被看见，和拿到一些资助之外，还可以得到精神上的鼓励。

△导演叶炳均（中）与团队伙伴

通过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我们还认识了一个合作对象布赖恩·格利克（Bryan Glick），给了我们很多在北美制片上的支持。我们还接触到了罗马视听市场MIA，在那里我们又认识了现在合作的法国制片方Lufilms，这对我们在国际传播上的帮助非常之大。

GZDOC ：您有说到之前遇到过资金窘迫的时候，也认为其实没有必要把自己置于过于极端的处境，那么创作到现在这个阶段，这种情况有改善吗？

叶炳均 ：有改善的，至少目前不用再借钱拍片了，我也收获了很多节展之外的爱和帮助。比如纪录片《荒野之国》的朱一尘导演，我们在一次节展认识，他有些同情我彼时的境况，慷慨解囊，给我打了5万元的拍摄经费。他不求任何回报，无论署名还是感谢，甚至不需要任何承诺。还有同样在节展上认识的《成衣江湖》导演黄婉露，非常无私地来帮助我拍摄。以及我的摄影师史肖冠，用非常友情的价格加入到这个项目，提供了他的专业和能力。

包括前面讲到的邓伯超导演，最开始的时候，他比我早一步拍摄阿弟，但是后来遇到一些困难就暂时搁置了。我见到伯超第一面是在他当时在深圳宝安城中村的家里，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第二次见他是他帮助我在深圳拍摄阿弟工作，要离开的那一天，我们一起在天台上喝酒，我们两个都有点醉了，然后伯超就问我：“你带着硬盘吗？”我说我带着，在包里，然后他就拿着硬盘走到他的房间，把电脑里所有的素材全部拷贝给了我。我走出他家门的那一刻，眼泪就掉下来了。

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些伙伴，他们给予我的爱和信任化作力量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GZDOC: 您作为一位新人导演能分享一些经验或者建议给其他同样刚起步的创作者们吗？

叶炳均 ：我会有“我不配给大家提建议”的想法，因为我也算是刚刚入行。不过还是想说一部片子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它只是你生活中或者说生命体验中很重要的一环，但绝对不是全部，好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在拍摄上我想分享的是，不要着急，故事并不会因为摄影机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就会变得更精彩，时间到了、机缘到了，故事自己会自己流淌出来的。

采访：赵雨韵

撰文：赵雨韵 袁梅

编辑：袁梅